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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中国法学70年的回顾与前瞻

发布时间: 2019-11-19 16:00:57   |  人气: 2497

中国法律70年的回顾与展望

张文显

作者简介:张文显,1951年出生,法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委员会主席、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级教授。目前,他还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估小组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律司召集人。

中国的法律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法学也有着辉煌的历史。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结束了半封建半资产阶级法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学。

70年来,尽管在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些曲折,我们党始终不渝地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律发展。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强大动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下,中国法学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政治信念和学术热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推动了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指引下,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的推动下,中国在科学发展、素质发展、全面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一、新中国70年来中国法律的主要成就

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基本形成。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法治理念,也有突出的“法理学”,但法律从来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政治改革加强”思潮的推动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得到了广泛发展。法律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远未形成现代法律体系。民国时期,法律虽然发展,但以“六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备。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法学在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和法制的废墟上“完全苏联化”。然而,由于水土不服和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法学也被抛弃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的扩散和“人治代替法治”的极端“左”倾思潮,法制建设停滞不前,宪法成为废纸,法学院纷纷倒闭合并,法学研究几乎不复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恢复受到严重破坏的法律和社会秩序,确保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党中央发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号召,提出了“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执法严明、违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针。中国开始全面修改宪法,大规模颁布新法律,走上依法治国之路。同时,邓小平指出:“多年来,我们忽视了政治、法律、社会学和世界政治的研究,现在我们也需要迅速补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法律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中国法律体系也同时形成。形成了以法理学和法律史为基本学科,以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社会法、环境资源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为主要学科的法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基本形成。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理论“左右摇摆”,要么完全西化,移植西方法律和法学。要么完全是苏联的,照搬苏联的法律和判例,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界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指导下,在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明的基础上,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的中国化和现代化,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作为新时期和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立足于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地位,建设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美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他们从中国的国情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出发,提出问题,反思教训,总结经验。他们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法治理论,不断推动法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他们提出和阐述的一系列原创性科学概念、命题和理论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石。与此同时,法律界一直在进行深入的法律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围绕法治建设和法律研究领域的混乱与激进改革实践,法律界先后就法治与人治、法律的分类与继承、法律的本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基本范畴、法律的标准、法律研究的范式转变等重要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有效地促进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20世纪90年代,我们先后对市场经济与现代法律精神、市场经济与法治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国家、法治国家进行了研究和论证,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建设性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法学的研究领域,促进了法学理论的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法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进入本世纪后,随着法治国家和中国法治建设的加快和升级,对法治的研究得到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推进。其中,对法治、宪政、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立法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法律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道路等法制建设核心问题的研究。,不仅发展和创新了法学理论,而且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涵盖了法律、法治和法学理论的各个领域。4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指引下,中国法律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经验,并不断进行理论概括、阐释和创新。以我党的原始法学理论为主体,以法学研究成果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客观规律,内涵丰富,逻辑深刻。

中国特色的法制教育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的法律教育历史悠久。早在古代,法律教育就萌芽于“造法”、“治狱”的活动中,经历了从兴起到鼎盛、从防范到衰落的漫长演变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建设新的民主法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统一规划,调整部门,成立“五所四系”,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 中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 形成了布局合理、职能相对分化的高度统一的政法人才培养体系,为人民民主专政下国家权力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不正常的原因,政法院校逐渐分散、关闭,甚至被撤销或解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律教育遭到了破坏。只有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法律系幸存下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对法制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和全社会法律需求的日益迫切,邓小平同志果断地指出:“没有大量的法律机构,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有必要扩大和发展法学院。”中国法学教育由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加强法制工作队伍建设和法律人才培养,更好地发挥法制教育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确保法律、执法和司法工作者具有诚信、政治、责任、能力和作风。”“如果不能进行法治人才的培养,没有大量的法治人才,就不可能做好全面治国的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指引下,中国法学进入了高质量的发展阶段。经过4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法学院的数量和法律专业学生的数量均居世界首位。截至2017年,中国已有627所高校开设了本科法律专业,在校生近40万人,包括本科生、法学硕士、法学硕士和博士生。更有意义的是,经过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继承、借鉴、探索和创新,形成了一种符合法律人才培养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教育“中国模式”(具有中国特色),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处于三方对抗之中。中国法学教育模式(具有中国特色)可以概括为:以本科法学教育为起点和基础,以多元化研究生教育为先进水平的高等法学教育体系;法学基础教育、特色教育与拓展教育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普通高校的法律职业教育与专业机构的法律职业教育相联系。法律职业资格的统一(原统一司法考试)与法律教育有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中国法学70年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成就的一部分。它们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和现代化的结晶。他们为新时期高起点推动中国法学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我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独特的法律实践创新。面对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新形势,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挑战,面对进入关键时期和深水区的综合改革新问题,面对世界法律思想和文化交流的新形势,面对依法治国综合实践的新需要, 我们必须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构建能够解决中国乃至世界问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律主体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法学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出发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符合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和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风格和风格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象征,是力量的象征,是自信的体现。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外国、挖掘历史、把握时代、关爱人类、面向未来的思想,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讲话不仅界定和构建了包括法律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而且指明了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和路径。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学科体系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学科体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一是传统学科的转型升级。法理学、法制史、宪法、民法和刑法等传统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智力资源,不断为法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然而,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创新相比,也存在知识隔离、知识老化、方法过时等问题,需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来提升和改造这些传统学科。因此,我们必须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突出中国特色为指导,更加注重立足国情和本土资源的实践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复杂现实,科学总结和提炼法律认识,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贯穿整个研究教学过程,逐步摆脱对西方法律理论和研究资源的依赖。 并使我们的基础学科融合中国的法治经验、中国的法治元素、中国的法治精神和中国的法治解释之路。 加强法律范畴的研究是推动传统法律思想改革、知识更新、方法创新和制度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传统学科把握时代命运的必然途径。

第二,加快新学科的发展。面对社会发展和法律实践带来的新问题和新要求,发展新学科是建设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法学、立法、司法、国家安全法、党内法、社会治理法、网络法、数据法、计算法、人工智能法、空间法、气候法和极地法是许多新兴学科的代表。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学科大多不具备独立学科地位的资格,因为它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表明学科地位的范畴概念体系。没有范畴的概念体系,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思维体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新兴学科作为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过去,经济法、环境法、社会法和证据法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法律界的普遍承认,因为它们当时没有独立的范畴概念体系。因此,为了发展新的学科,我们必须注重提炼新的范畴和概念,如环境权、安全权、数字人权、数据权、信息权、隐私权、遗忘权等。我们必须移植和转变一些范畴和概念,赋予它们特定的内涵,如环境正义、全球正义、社会治理、网络治理、全球治理等。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法律的基本法律范畴,如法律、法治、法理学、权利、义务和责任,必须在揭示研究对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赋予新兴学科的认知内涵。在提炼、移植、转化和深化范畴和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具有原则、解释力和想象力的命题,为新兴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建设构筑“四梁八柱”。

第三,跨学科发展与创新。传统的法律理论和方法无法独立解决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许多新问题。例如,诸如网络治理、金融治理、社会治理、算法监管、人工智能监管、无人监管和基因编辑等新出现的问题需要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网络工程、统计学和数学等学科的参与,以及科学和技术学科的协调。发展法学交叉学科,一方面要突破过去按照法学两个学科设计重大研究领域和重点课题的做法,努力突破法学内部的学科壁垒。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主动“走出去”,善于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其他学科“交朋友”,以寻求灵感和理论资源,提高消化吸收其他学科理论和技术成果的能力,促进法律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增强与其他学科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的能力。

从根本上说,跨学科依赖于概念共享。然而,为了有效地与其他学科进行概念共享方面的交叉研究,法律学科必须提高类别意识,使法律类别更加精确、透彻和易于整合。近年来,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政治学、法律伦理学、比较法文化、法律方法论、法律思维、法律文学、法律艺术研究等蓬勃发展。展示了范畴研究在跨学科学科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它们打破了学科壁垒造成的知识隔离,增强了法律应对新问题和挑战的能力,拓展了法律学科的知识能力,越来越凸显出概念共享带来的理论能量和实践优势。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学术体系

法律学术体系,包括法律知识体系和法律理论体系。法律知识体系,即关于中国法律规范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体系的知识。法律知识体系的构建使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及其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规范、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的知识系统化、系统化,这是通过法律解释学或法律教条主义来完成的。它升华了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法律保障、法律教育、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依法自治等法律实践和经验。通过法学、法理学、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政治、法律社会学、法律教育学等学科完成的系统知识。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法律知识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知识体系日益庞大。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出版数以千计的学术著作和近8万篇论文。从知识生产的规模来看,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法律可能已经成为仅次于经济学的知识产业。然而,从知识生产的质量来看,法律的发展并不乐观。在众多法律成果中,绝大多数属于知识增值和信息范畴,对法律知识体系没有实质性贡献。十多年来,我国法学领域重复研究的现象相当突出。这种反复的研究表明,相当多的法律成果在主题、思想、话语、观点、方法等方面是相似的。它们没有前瞻性、探索性和创新性。法律知识体系的这些问题需要通过理论创新和法律理论体系建设来解决,法律理论创新是法学学术体系建设的重点。

法律理论体系是由法律基础理论、法律核心理论、法律方法论等组成的理论体系。它是法律和法治实践经验的科学、概念和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实践、中国化和现代化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思想、列宁的法律思想和毛泽东的法律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法律理论构成了他们的知识来源。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其重要的文化渊源。西方法律理论构成了它的学术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制建设是其根本的实践基础。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首先,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中国近代以来发展的规定和必然。在我国,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将失去灵魂,失去方向,最终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敦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自觉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于研究和教学的全过程,转变为清醒的理论意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学的思维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其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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